钱塘江河口是指从潮区界富春江水电站至杭州湾口门芦潮港—镇海断面，全长282 km。按河口防御洪水种类的不同，分为3段：①富春江水电站至闻家堰，长75 km，以防雨洪、山洪为主；②闻家堰至澉浦，长122 km，既要防御雨洪，又要防御台风暴潮；③澉浦至芦潮港—镇海断面，长85 km，习称杭州湾，以防御台风暴潮为主。

富春江电站至闻家堰河段的最高水位由洪水控制，河段长75 km，为平原河谷，两岸堤防主要抗御山洪，保护2.7万hm²农田和两座10万人的城市。闻家堰至七堡河段长30 km，年最高水位出现在洪水与台风风暴潮共同控制的河段，洪水位不仅与洪峰流量有关，还与前期江道面貌有关。七堡以下至澉浦及杭州湾，因河道较宽，最高水位完全由台风风暴潮控制。后两段海塘保护着杭嘉湖、萧绍、姚北三大平原60余万hm²农田、1 000万人口和年国民生产总值2 000亿元（1998年）的数十座城市、核电站、大型火电站、交通干线的安全；洪水及风暴潮水位通常均比保护区的地面高出2～4 m，这两段海塘十分重要。

钱塘江河口平面上呈喇叭状，潮波从外海传入湾内，受两岸岸线收缩的聚能作用，潮波反射叠加，潮差明显增大，外海潮差约3 m，传至澉浦已达6 m，最大潮差为8.93 m，为中国河口潮差之冠。更兼纵剖面上存在庞大的沙坎隆起，导致潮波急剧变形，至尖山附近破碎，形成壮观异常、闻名中外的钱塘江涌潮。实测压力达72 kPa，对两岸海塘有巨大的破坏力。当天文潮遇台风风暴潮增水和大浪，往往溃堤成灾。

潮洪灾害

历史上河口两岸潮洪灾害频繁，唐朝到清末1 200多年中，发生灾害达202年，平均6年中有1年。从成因上分，属台风风暴潮成灾的占85%，洪水占15%；从地域上分，北岸占53%，南岸占35%，两岸同时破堤成灾的占12%。其中39次为严重潮灾，即平均30年有1年大潮灾。如唐大历十年（775年）七月“杭州大风，海水翻潮，飘荡州郭五千余家，船千余只，全家陷溺者百余户，死者四百余人”（《旧唐书》卷三十七）。北岸海宁八堡一带在20世纪30～40年代，无人管理，涌潮冲刷塘脚，坍塌海塘2 km，咸水入侵嘉兴。洪灾多发生在上游大面积降雨的梅雨期，如1955年6月的洪水，全流域受淹农田13余万hm²，江山以下至富阳，沿江11个县城均水淹2～3 d。塘外盐场与熟地，更是涨坍无常。萧山南沙地区从清末至抗日战争结束，坍蚀土地约3万hm²。1952～1953年间北岸翁家埠一带高滩，坍蚀4 500余hm²，24 h内滩地可退蚀245 m。

堤塘防洪工程体系

由于钱塘江海塘保护着广阔、富饶的江南水网平原、大城市及重要基础设施，历代当政者都对钱塘江河口的防洪御潮工程体系建设和管理十分重视。明末以来，在钱塘江河口段修筑了100多km的鱼鳞石塘。其结构之严密，用料之精细，充分体现了中国劳动人民的智慧和与涌潮抗争的经验，至今，仍有近90 km的明清老海塘处在临水一线，起着抗御洪潮的作用。1949年以来大量拆建和理砌原重力式石塘，还修筑了混凝土直立塘、斜坡塘、挑流护塘丁坝、盘头，并运用沉井、沉箱保护丁坝坝头。从而在河口两岸初步形成了由沉井（沉箱、挂桩）保护丁坝、丁坝保护海塘，连同坦水、护坦墙、土备塘、格堤（鬯塘）等建筑物构成的一套纵深抗洪御潮的体系，经1955年大洪水和1974年大暴潮的考验，主塘均未溃决成灾。1960年上游又兴建了新安江水库，控制了杭州以上1/4集雨面积的洪水，削减洪峰流量，减轻下游洪水威胁。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期，国民经济的发展对钱塘江河口的防洪标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上游河段正在建设城市防洪堤及标准江堤，其标准为10~50年一遇。下游河口段、潮流段的临江海塘存在着堤顶高程不足，塘脚、坦水基础偏高，抗冲能力不足及整体抗滑稳定安全系数未达到国家标准等问题。1997年以后，对钱塘江北岸险段47.7 km进行了标准塘建设。401 km的钱塘江河口海塘于2001年底基本建成100年一遇（杭州市区为500年一遇，部分河段为50年一遇）的标准海塘，形成一道新的防洪御潮屏障。钱塘江河口堤塘保护范围见图。

钱塘江河口堤塘保护范围示意图

展望

钱塘江河口除加强堤塘工程建设管理外，还在进行江道的治理，结合筑堤围垦，缩窄固定江道。20世纪60年代以来已控制了杭州闸口至海宁新仓约67 km河道的河势，固定了险工地段。南岸又增建了几道屏障，解除了疲于抢险的被动局面。下一阶段是继续开展尖山河段的治理和杭州湾开发方案的研究，它将更好地开发利用钱塘江河口的水、土和港口航道等资源，同时也会改善防洪、御潮的条件，并注意保护该水域的生态环境，最大限度地为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