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流域兴水利、除水害的历史。自远古以来人们就利用黄河水系供应人畜用水、灌溉农田、开辟水路运输，黄河流域经济和文化因此得到巨大的发展，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主要发源地。

黄河受上中游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和水量洪枯变化剧烈的影响，河水含沙量很大，形成下游河道 “善淤、善决、善徙”的特点。黄河改道频繁（参见黄河改道），其范围北达海河流域，南至淮河流域。自古以来人们一直为防治黄河水害、开发黄河水利而进行斗争，形成了黄河水利史特殊的内容。可以分为4个时期。

大禹治水至东汉前期（约公元前2070~公元70年）

传说中的大禹治水是以黄河流域为主的古代治水的综合概括：疏导洪水由支流至干流而入海，使洪水不再泛滥，人民“降丘宅土”，得以在平原生活，陂障湖泽，开辟沟洫，发展农业。《尚书·禹贡》中还记载了当时的水运交通线路，以冀州（今山西及河北大部）为中心的四通八达的水道和各地的地理情况。这是基于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全国基本情况的理想化描述。《尚书·禹贡》及《周礼·职方氏》等先秦文献把全国划分为9个州，其中有6个州涉及黄河流域，都有灌溉、水运及水产之利。

治河防洪

战国以前黄河堤防建设可远溯至禹的父亲崇伯鲧筑堤的传说。春秋时齐桓公称霸，会诸侯于葵丘（公元前651年），盟约中“无曲防”一条，规定不得修筑以邻为壑的堤防，这种“曲防”多发生在黄河流域。《左传》襄公十八年（公元前555年）记载齐国济水南岸有堤防。《国语·周下》记载周灵王二十二年（公元前550年）国都王城（今河南洛阳）受谷水、洛水的威胁，曾筑堤壅堵。春秋末期已有“河绝”记载，就是指河决或改道，有决溢也说明当时已有堤防。赵、魏与齐以黄河为界，齐地较低，在东岸离河25里筑堤拒水，赵、魏也在西岸离河25里筑堤防河水西泛，这是明确的黄河筑堤记载。黄河多沙，淤高河床，堤防也随之加高，就容易决溢；或者作为战争中的水攻手段人为决堤。魏惠王十二年（公元前359年）就有楚兵决黄河南岸（约在今河南滑县东）淹魏地长垣（今河南长垣县东北）的记载。稍后，赵人也曾决黄河攻击齐、魏军队。战国末年（公元前225年）秦兵引黄河水灌大梁（今河南开封）。秦汉时黄河已成为地上河。修堤堵口的技术逐渐发展，战国时已有筑堤名人白圭，自称技术超过禹。堵口已有“茨防”，可能就是后代埽工。《管子》记载了堤防岁修制度及一些施工技术。

由于黄河洪枯水位差很大，冬季枯水时空出大片滩地，淤土肥沃，居民往往垦种，水稍大时筑堤防护，形成后代所指的民堰，它们的质量一般不如大堤。这样就导致堤内有堤，堤防系统混乱，蓄水区被侵占，水大则易决溢成灾。秦统一六国后曾整顿过河川堤防，但到汉代，黄河决溢仍很频繁。西汉大决口在12次以上。汉文帝前元十二年（公元前168年）河决酸枣（今河南延津），派工堵筑，是西汉有记载的第1次堵口。汉武帝元光三年（公元前132年）瓠子（今河南濮阳西南）决口，南入淮泗，灾情严重，泛滥了23年后才堵复（参见瓠子堵口）。堵口工程浩大，汉武帝亲自到现场督工。堵口后又在下游馆陶决口，分成屯氏河，该河与黄河并流70余年。汉成帝建始四年（公元前29年）决馆陶和东郡金堤，32县受灾，淹没土地15万顷，房屋4万余所。河堤使者王延世堵口成功。这一时期，议论治河方案不少。最著名的有贾让治河三策，张戎以水刷沙以及分流、滞洪、改道等各种议论，还有任其自然一说。西汉实施的工程除堵口、修堤坝外，还有分疏、裁弯取直等。

王莽始建国三年（公元11年），河决魏郡（今河北南部一带），灾区向北扩大。这种自流泛滥的局面维持了几十年，直到东汉明帝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才令当时著名的水利专家王景负责治理。他率军工数十万修汴渠、治黄河。用了1年时间，用费在百亿（钱）以上。自王景治河后，河行新道维持了900多年未发生大改道。汴渠成为东通江淮的主要水道。

农田水利

商周以来相传有井田制度，用田间的沟洫、道路把田块分为形。当时已有引水灌稻田的记载。春秋时开沟洫灌溉的记载更多，《周礼》明确记述了田间灌排系统。

黄河流域最早的灌溉工程有晋出公二十二年（公元前453年）在汾水支流晋水上修建的智伯渠，用来筑坝壅晋水攻晋阳城，后人利用此渠道进行灌溉。战国初魏文侯二十五年（公元前422年）邺（今河北临漳西南约20km）令西门豹引漳水开十二渠，漳河当时是黄河支流（参见引漳古灌区）。秦始皇元年（公元前246年）在关中兴修了引泾水灌田4万顷的郑国渠（参见郑白渠），秦国因此富强，最后统一六国。今河南引沁水和丹水的灌溉相传也始自秦代。

西汉武帝时（公元前140～前87年）兴起开发西北水利热潮，关中工程最多：有引泾的白公渠，与郑国渠相连，合称郑白渠；郑白渠旁的高地还开有较小的六辅渠，还有引渭水的成国渠和引洛水的龙首渠等。这些都是“且溉且粪”引浑水淤灌。汾水下游和附近黄河上也开过渠道，但不甚成功。汉武帝时由于与匈奴作战的需要，还在黄河上游开发河套一带水利。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自朔方（今后套一带）以西至令居（今甘肃永登）大量开渠屯田。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又沿黄河自今山西西北部、内蒙古、宁夏以至甘肃河西走廊，用60万兵士开渠引河水及山谷水屯田。现宁夏引黄灌区有汉渠和汉延渠，都是长达100里以上的渠道，应始自西汉。东汉时也在这一带浚渠屯田，通水运并利用水力。宣帝时（公元前73～前49年）大将赵充国在黄河上游的湟水流域曾进行军事屯田，用兵1万人以上，浚沟渠，开田2000顷。

黄河下游，西汉时济水支流汶水上有引汶灌区，济水入海口之南（今山东广饶东）有引巨定泽灌溉工程，也都是有名的灌区。

航运工程

黄河水运亦始自远古。《左传》僖公十三年（公元前647年）记载的“泛舟之役”是首次见于记载的大规模水运。当时晋国饥荒，秦国援助大批食粮自秦都雍（今陕西凤翔南）经渭水、黄河入汾水至晋都绛（今山西翼城东），船只络绎不绝。

黄河流域最早的人工运河是鲁哀公十三年（公元前482年）吴王夫差所开“商鲁之间”的菏水，在今山东鱼台和定陶之间，沟通泗水和济水；其次是战国时所开的鸿沟。鸿沟以黄河水为源，接济水、泗水、睢水、

东汉至北宋末时期（公元70～1127年）

黄河水利由于战乱停滞数百年，隋唐统一后恢复治黄，但到唐中叶以后水患开始增多。

治河防洪

王景治河后黄河下游决溢较少，有一个小康时期，三国时有几次决溢记载。从西晋大乱至南北朝400年中，既无修防记载，亦无决溢记载，但当时黄河是多支分流，连通许多湖泊，堤防长年失修，河流呈放任自流状态。由于政治混乱，战争频仍，人烟稀少，可择高处而居，成灾的机会也少。根据文献记载分析，这400年中可能有二三十次水灾是由黄河引起的。隋统一全国后，唐代前期大修堤防，隋唐300多年中有20余次决溢记载。五代时决溢频繁，平均2年多决溢一次，局部修防增多。北宋的168年（960～1127年）中平均一两年一次。北宋全力治河，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管理制度较严密，技术水平有所提高，但议论多，治水方针不明确，效果不显著。北宋关于治河方针的争论最多的是东流北流之争，用人力大改黄河河道，只有宋代尝试过，但都失败了（参见北宋回河）。

农田水利

东汉后期，黄河流域仅维持旧有工程，新建很少。三国时建树也不多，见于记载的仅关中曾引洛水于同州（今陕西大荔）筑临晋陂，引千水重开成国渠，二者灌田3000余顷；河内（今河南沁阳一带）于魏黄初六年（225年）左右曾修引沁水灌溉的枋口堰，改造进水木门为石门。前秦苻坚时（357～385年）曾重修郑白渠。南北朝北魏初建时（约395年左右）曾于“五原至稒阳塞外”（今内蒙古包头附近）黄河北岸开水利屯田。后90余年仍有黄河上中游及泾渭流域开发水利记载。北魏太平真君五年（444年），薄骨律（今宁夏灵武西南）镇将刁雍于黄河西岸开艾山渠，可灌田4万余顷，是北魏所开最大的灌渠。西魏大统十六年（550年），于关中富平县筑富平堰引水东入洛水，是郑国渠东段的重修。西魏又曾于武功县修六门堰，扩大渭水灌区。北周保定二年（562年）于同州重开龙首渠，又于黄河东岸蒲州（今属山西永济）引涑水开渠灌溉。

隋唐时大兴水利，恢复黄河流域的农业经济。隋开皇二年（582年）于今关中凤翔之北引水溉三原田数千顷；后数年，怀州（治今河南沁阳）刺史卢贲重修引沁灌溉工程，开利民渠及温润渠。又在蒲州一带引瀵水灌溉。唐代黄河上中游自湟水以下至河套曾大兴屯田水利。今宁夏引黄灌区，唐代有汉渠、御史渠、光禄渠、特进渠、七级渠、薄骨律渠及千金陂等。西夏维持和扩展宁夏水利，以其为立国的基础。唐代在今内蒙古河套地区开有延化、咸应、永清、陵阳等灌溉渠道。

隋唐建都长安，极重视关中水利。唐代郑白渠仍为主要灌区，前期灌田号称1万顷，后期降至6000顷。沿渠权贵多引水建水碾、水磨，明令拆毁不下六七次，每次不下数十处。宝历元年（825年）在高陵县建彭城堰扩大了灌区，五代、北宋经常维修，北宋末改建为丰利渠，号称可灌田2万余顷。唐代引渭水为源建升原渠，通运至千水，又重修六门堰；开发引洛水和黄河灌溉，其中在龙门引黄河水灌韩城田，号称6000顷。引渭、引洛、引黄工程，宋代已湮没无闻。唐代开发汾水及涑水流域水利，著名的工程有涞水渠、瓜谷山堰及文谷水灌区等。沁水灌溉唐代亦有发展，最多灌田至5000顷。

北宋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年）利用黄河和汴渠等浑水放淤肥田或淤灌，也利用秦晋山区洪水淤灌，这是历史上用政府力量大规模引洪放淤的惟一一次。宋以后民间继续使用。

航运工程

东汉末曹操为了向北用兵，于建安九年（204年）在淇水入黄河口（今河南淇县东，卫贤镇东）用大枋木筑堰遏淇水东北流，开成白沟运河。黄河过堰经白沟运河北通海河各水道及当时所开平虏渠、泉州渠、新河等运河，形成了北达海滦河，南至黄河，经汴河至江淮、南通杭州的南北航道。曹魏又曾整修睢阳渠汴河一段及鸿沟南支，通颍、涡、沙等水航道，常利用后一航道南征孙吴。南北朝时，北魏曾于黄河上游自今宁夏至内蒙古运输军储。刘宋西征后秦，曾由泗入济、入黄河至关中，汴河也常为向北用兵的运道。

隋开皇四年（584年）开广通渠，大体沿已废西汉漕渠线路，自长安北引渭水平行南山至潼关入黄河。唐初广通渠逐渐湮废，天宝元年重修，于咸阳附近渭水上筑兴成堰壅水入渠，作为水源。同时于长安城东开广运潭，作停泊港。长安城内东、西市均有运河通城外，并与广通渠相通。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开通济渠，唐宋时称汴河或汴渠。它以谷水、洛水为源，自洛阳西苑开渠引水重新入洛水通黄河，至板渚开口入汴渠，至开封东由古汴渠改道东南至泗州（今江苏盱眙北）入淮水。唐代这条运河在洛阳城内也修有停泊港。大业四年（608年）开永济渠，南端由沁河通黄河，北端通涿郡（治蓟，今北京市）。大业六年（610年），重修江南运河，从京口（今江苏镇江）至余杭（今浙江杭州）。这样自今北京至杭州的运河全线开通。黄河与海河、淮河、长江、钱塘江已形成了一个统一的交通网络。唐代还自长安向西开升原渠，于今宝鸡附近接千水通航，航运网又向西延长。黄河三门峡段是都城长安的水运咽喉，隋唐都曾大力修治，开元二十九年（741年）于北岸凿开元新河通航，但不成功，此段运输主要依靠陆运绕行代替（参见三门峡运道）。五代时后周及北宋建都汴京，除大力恢复改进汴河，利用永济渠外，还自汴京向东北开广济渠通今山东一带，西南开惠民河，东南开蔡河通淮汉流域。

南宋初到民国36年时期（1127～1947年）

南宋时，金人占据黄河流域，不重视水利，元、明、清虽渐有恢复，也远不如西汉及唐前期兴旺发达。

治河防洪

南宋初，宋东京守将杜充决滑州黄河御金兵，造成黄河改道向东南，分由南、北清河（泗水、济水）入海。金兵占领了黄河下游，100余年间仅三四十年有局部修防，大部时间放任漫流，先由泗入淮，又分多支南入淮水各支流，金后期20余年中主流复走泗水。金天兴三年（1234年），宋兵入开封，蒙古兵决胙城北之寸金淀南流淹宋兵，至杞县分3支由颍、涡、汴、睢诸河入淮河，以入涡河一支为主流。元代治河也多为局部修防，以防护城镇为主。八九十年间黄河下游南北摆动，南入颍、涡，北冲昭阳等湖。最著名的一次治黄活动是至正十一年（1351年）贾鲁堵白茅（在今山东曹县境内）决口，挽河走徐州入泗水故道，此工程以堵口技术称著（参见贾鲁治河），但维持不到10年。黄河在金、元决溢频繁的状况到明代前期并未改善。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又南入颍水入淮。永乐年间，京杭运河重开，以江南漕粮能自运河运至北京为治水前提，治黄保运是当时的国策。对黄河的治理方针是南分北堵，以保证山东段运河畅通。正统十三年（1448年）黄河北决，主流在山东张秋以南沙湾冲断运河向东入海。前后治理了8年，景泰六年（1455年）徐有贞将决口堵复。弘治五年（1492年）黄河又北决，主流再次冲断张秋运河，后3年刘大夏才堵复，并修北岸太行堤加以保护。此后黄河决口多在山东西南及河南东部，泛滥所及南至宿迁，北至鱼台，以流经徐州附近时为多。嘉靖末年，徐州以上河分11支和13支大片漫流。

自嘉靖末期始，潘季驯治河，他先后4次任总理河道，以万历六年至八年（1578～1580年）第3次任总理河道时所做工作最多。主要治理方法是以缕堤束水攻沙，以遥堤防御洪水，以减水坝保护大堤，强调堵塞决口，修守堤防，筑洪泽湖水库调蓄淮水以冲释黄河泥沙。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因淮河洪水淹及泗州，潘季驯被迫离职。其后杨一魁任总理河道，主张分黄导淮并付诸实施。

明末到清康熙初年黄河泛滥决溢频繁，泛区破烂不堪。康熙十六年（1677年）靳辅任河道总督，用幕友陈潢的计划，继承发展了潘季驯束水攻沙的治理办法，获得数十年的小康局面。乾隆以后，清政权虽极重视治黄，制度也很严密，但河政日益腐败，平均一两年就发生一次决口，堵口费用一般都超过1000万两白银，成为贪污窟穴。在技术上除放淤固堤外也无多大进步。民国时引进了西方技术，采用了新的观测手段，对上中下游治理提出一些设想，实际效果不大。1938 年郑州花园口人为决口，泛滥9年之久，造成巨大灾害。

农田水利

金代不重视水利，元、明、清稍有发展，但以民间自发举办的小型工程较多。元初郭守敬主持修宁夏一带水利，灌田至9万余顷。关中郑白渠及河南引沁广济渠都曾改修。明代宁夏农田水利有些发展。关中郑白渠在明代改为广惠渠（参见彩图Ⅳ—30），但灌田日少。清代改为龙洞渠，仅灌田几万亩。民国时李仪祉开泾惠渠，恢复了古代规模。广济渠明清时代都曾扩建，但民国时灌田只有一二十万亩，少于前代。清代康熙、雍正时，在宁夏新开大清渠、惠农渠、昌润渠，灌田数百万亩，是较大的建设（参见宁夏古灌区）。道光以后在内蒙古后套一带，民间修建了八大干渠（参见河套古灌区），灌田可至1.6万余顷，是河套水利的复兴。光绪年间王同春在开发河套水利中建树最多。

Ⅳ—30 广惠渠引水口遗址

郑连第摄

航运工程

金代汴河废毁，黄河流域无水运之利。元代初年，自南而北的运输由淮河入颍河或涡河，上溯黄河，再陆运转卫河北上。元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开山东会通河，完成京杭运河的重要一段。会通河水源除汶、泗诸水外，常引黄水接济。其航道自山东济宁以南经诸湖之西，至徐州入当时的黄河，400余里至淮阴以北清口会淮水，再南入邗沟通长江。明永乐年间迁都北京，因会通河淤塞不通，漕运亦由淮入颍，溯黄河再陆运转卫河北上。永乐九年（1411年）宋礼等人重开会通河，陈瑄整修京杭运河，订立制度，每年由南向北漕运米粮400万石。徐州至清口段仍走黄河航道，山东段经常引黄济运，后因黄河决溢常淤塞运道。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开南阳新河，自鱼台至徐州改道湖东，避开黄河。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自夏镇（今山东微山）至宿迁开泇运河，航运不再经徐州。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又自宿迁开中运河至清口，于是运河仅在清口处与黄河交叉，达到避黄的目的。清口为黄淮运汇合处，是当时治黄重点，兴修了许多工程，目的在维持漕运。由于黄河不断淤积，至清代嘉庆、道光时淮水已不能出清口，只能以经运河入江为出路。道光时清口运道堵塞，用灌塘济运法（临时用土坝作闸门筑一船闸）勉强维持通航。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在河南铜瓦厢改道，由山东大清河入海。运河改在张秋南与黄河交叉，实际已被切断。此后海运的扩大和铁路的兴建代替了运河的功能，大大削弱了京杭运河作为南北交通主干道的作用。

花园口堵口复河后时期（1947年以后）

1938年黄河花园口人为决口后，泛溢广大淮北地区长达9年，直至1947年3月15日方堵复，给泛区人民带来巨大灾害。堵复后，黄河下游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投入治理黄河的斗争，开始了人民治黄的新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重视黄河的治理。重点是加强防洪工程建设，保证黄河堤防不决口，同时进行了黄土高原水土保持、引黄灌溉、干流枢纽等水利工程建设。

治河防洪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经济上、技术上尚不具备修建大型控制性工程的条件，采用了“宽河固堤”的方略。宽河道能滞洪滞沙。黄河下游洪水陡涨陡落，又无大的支流汇入，宽阔的河道具有很强的削峰作用；洪水期水流漫滩落淤后回归河槽，可以“淤滩刷槽”。20世纪50年代初期废除了民埝，并发动沿河人民加修了堤防。1955年第1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2次会议通过了《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技术经济报告》，报告中提出了“除害兴利、蓄水拦沙”的方略，即把泥沙和水拦蓄起来，利用黄河水沙资源兴利，变害河为利河。70年代初提出了“上拦下排、两岸分滞”的方略。“上拦”是在干支流上修建大型水库，拦蓄洪水，调节水沙，提高水流的挟沙能力，同时搞好上中游水土保持，减少入黄泥沙；“下排”是利用河道尽量排洪排沙入海，在河口地区填海造陆，变害为利；“两岸分滞”是对于拦、排都不能解决的洪水，在下游两岸选择适当地点开辟滞洪区，处理河道不能排泄的洪水。90年代末又提出“‘上拦、下排、两岸分滞’控制洪水，‘拦、排、放、调、挖’处理和利用泥沙”的基本思路。

黄河下游花园口水文站1958年7月17日发生了有实测资料以来的最大洪水，洪峰流量22 300m³/s。以后黄河下游以花园口站22000m³/s 作为防洪标准。对于超标准洪水也安排了必要的工程措施。因为泥沙淤积，防洪工程会自行降低标准，所以每隔数年都需加高改建一次。

黄河下游已初步建成了由堤防、河道整治、分滞洪等工程和位于中游的干支流水库组成的防洪工程体系。黄河下游计有各类堤防2 291km，其中临黄大堤1 371km。分别于1950～1957年、1962～1965年、1973～1985年进行了3次大修堤，共完成土方4.2亿m³，用劳力2.07亿个工日。还采取了抽槽换土、黏土斜墙、抽水洇堤、锥探灌浆、前戗后戗、捕捉害堤动物等措施处理隐患，加固堤防。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进行第4次大修堤。河道整治工程主要包括控导工程和险工两大部分。至1997年底计有河道整治工程323处，坝垛9 069道，工程长647km。分滞洪工程主要有设计防洪标准以内使用的东平湖滞洪区、处理超标准洪水的北金堤滞洪区，以及主要为防御凌汛威胁而设立的齐河展宽区和垦利展宽区。中游干支流水库包括位于黄河干流上的三门峡水库、支流伊河上的陆浑水库、支流洛河上的故县水库，干流上的小浪底水库也于2001年建成。

半个世纪中还进行了防洪非工程措施建设。黄河有统一的防汛组织，并按照专业队伍与群众队伍相结合、军民联防的原则，组建了以黄河专业队伍为骨干、以群众防汛队伍为基础、以部队为突击力量的防汛抢险队伍。水文情报系统由流域报汛站网、信息传输及信息处理构成。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以来，已逐步建立了水情信息自动接收处理系统，实现了信息接收处理自动化。防汛通信建设至90年代已基本建成了以黄河水利委员会为中心，覆盖黄河中下游各个治黄部门的黄河防汛专用通信网，它主要包括传输系统、交换系统及无线接入系统，并开通了卫星通信和移动通信。

通过防洪工程体系和非工程措施的建设，取得了半个多世纪伏秋大汛不决口的成就，保障了黄河两岸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安定，扭转了黄河频繁决口成灾的险恶局面。

水土保持

黄河流域黄土高原总面积64万km²，其中水土流失面积达45.4万km²。侵蚀模数大于8000t/（km²·a）的水蚀面积为8.51万km²，占全国同类面积的64.1%；侵蚀模数大于15000t/（km²·a）的水蚀面积为3.67万km²，占全国同类面积的89%；局部地区的侵蚀模数甚至超过30000t/（km²·a）。黄河产沙区集中，主要在河口镇至龙门区间，以及泾、洛、渭河中上游和其他部分地区，输入黄河的年输沙量约14亿t，占黄河多年平均年输沙量的近90%。水土流失把地形切割得支离破碎，千沟万壑，长度大于0.5km的大小沟道达27万多条，恶化了环境，加剧了自然灾害的发生。

黄土高原是国家水土保持工作的重点地区。半个世纪中从典型示范到全面发展，从单项措施、分散治理到以小流域为单元、不同类型区分类指导的综合治理，从防护性治理到治理开发相结合，生态、经济、社会效益协调发展。水土保持改善了部分地区农业生产条件和生态环境，减少了入黄泥沙。至2000年水土流失治理面积累计已达到2 047.6万hm²，其中包括小流域治理563.8万hm²。治理措施包括治沟骨干工程、淤地坝、塘坝、涝池、水窖等小型蓄水保土工程以及兴修基本农田、综合治理营造林草等措施。已有治理措施平均每年增产粮食40多亿kg，解决了1000多万人的温饱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水土流失和荒漠化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以来，水利水保措施年均减少入黄泥沙3亿t左右。

水土保持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20世纪末提出的水土保持基本思路是：防治结合，强化治理；以多沙粗沙区为重点，小流域为单元；采取工程、生物和耕作综合措施，注重治沟骨干工程建设。

引黄灌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利用黄河及其支流水灌溉主要集中在宁蒙河套灌区、陕西关中地区、山西汾河流域，灌溉面积仅为80万hm²。20世纪70年代以来有了较大的发展，至20世纪末灌溉面积发展到753万hm²（流域内507万hm²，流域外246万hm²）。

引黄灌溉在上中下游都得到了发展。上游灌区集中分布在湟水干流河谷，甘、宁沿黄高台塬地和宁蒙河套平原，以引提干流水灌溉为主；中游灌区主要分布在汾渭河谷盆地和伊、洛、沁河的中下游，以引提支流水灌溉为主；下游灌区集中分布在豫、鲁沿黄地区和汶河流域，以引提干流水灌溉为主，主要灌溉流域外的豫、鲁两省沿黄平原。宁蒙平原、汾渭河盆地和黄河下游沿黄平原三大片的灌溉面积约占总灌溉面积的70.6%。在大跃进时期，一些地区引黄灌溉因经验不足，盲目上马，设施不配套，曾造成涝碱灾害和工程设施因泥沙淤积而报废。

据1988～1992年用水统计，黄河供水地区年均引用黄河河川径流量395亿m³，用水量307亿m³（其中流域外106亿m³），流域内地下水开采量为110亿m³。黄河河川径流利用率已达53%。其中农业灌溉平均每年引用黄河河川径流量362亿m³，用水量284亿 m³，占总耗用河川径流量的92%。20世纪90年代黄河流域水资源已严重不足，黄河下游曾多次出现断流。

工程建设

由于经济和技术条件的限制，黄河干流上20世纪50年代以前未曾修建过拦河枢纽工程。从建成三门峡水利枢纽开始，至20世纪末，建成了龙羊峡、李家峡、刘家峡、盐锅峡、八盘峡、大峡、青铜峡、三盛公、天桥、万家寨、三门峡、小浪底等12座水利枢纽和水电站，正在建设的有尼那水电站。13项工程的总库容达到563.5亿m³，有效库容355.7亿m³，发电装机容量8 756mW，年平均发电量331.8亿kW·h。这些工程不仅开发了黄河的水电资源，而且在防洪、防凌、减淤、灌溉、供水等方面都发挥了综合效益，对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和黄河治理起到了很好作用。